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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日本

发布时间:2021-05-03源自:日本旅游攻略作者:木星旅游阅读()

日本

有魂、有礼、

有压力的民族

作为一个中国人,从幼年开始的家庭和学校教育都反复告诉我们一个“真理”:曾对中国南京30万同胞实行大屠杀的日本是一个万恶的国家,它几乎就等于“心理变态”的同义词。说句实话,去日本之前,我对这个民族没有什么了解,更没有什么好感,因为我的二舅胡定国(十九路军高级军官)就是在保卫上海的淞沪战争中牺牲的。而我访问该国的时候,又恰逢中日两国关系最紧张之时。国内不断传来反日游行、上海等地砸了日本人商店的消息。一路上,同行的每个团员不时接到国内亲友“注意安全”的电话,有些爱国子女还叮嘱父母不要买日本货,网上也是一片“抵制日货”的呐喊声。这更让我的心里投射了几分阴影,不知此去到底会不会遇到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恭谦礼让的国风

三小时到达日本,出了机场的路上,一样的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一样的汉字标识,几乎分不清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随后,我们发现自己的担心是不必要的,一路上日本人对我们很友好,并没看到抵制中国货和示威游行,电视报纸上也没有中国人商店被砸的报导,却到处能见到向我们鞠躬行礼的日本人。我与日本导游司机交谈,发现他们根本不了解历史,无法理解中国的这些反日行动,反而觉得很委屈。

日本是一个绿化非常出色的国家,一出机场就是满眼绿色,抬头望东京的天空,色彩似乎也只有一种——蓝色。而乘汽车进入市区时,车窗外依然是望不到头的草坪、山丘和树林。即使是闹市区,绿色也随处可见,走进市中心的公园,像进入原始森林一样,凡是有土的地方,必然有草有树。郁郁葱葱的林木覆盖着这个岛国三分之二的国土,而日本同时却是世界上进口木材最多的国家。

我们首先参观了“爱知世界博览会”,这是与上海2010年世博会同一类型的国际型大规模展览。这样一个大规模豪华的世博园,所有展馆都是临时性的,全部由价格昂贵但便于拆除的高科技建筑材料临时搭建,展览一结束就可以拆除一切建筑,将原始生态环境恢复给爱知县当地民众,完全是一个“环保世博会”。众所周知,在亚洲,破坏环境的力量正是创造经济奇迹的动力,四十前的日本与今天中国一样,城市上空终日笼罩着各种烟雾,港口浮着毒死的鱼,到处有“赤潮、死海、水俣病、骨痛病”,是一个公害大国。七十年代日本人民开始了一波波反公害的游行示威抗议、申诉和请愿活动,掀起全民环保政治运动,今天已取得巨大收获。

我们很佩服日本人的环境保护意识,但更被展览会上高精尖的科技水平而折服,特别是日本馆,技术含量最高,参观者人山人海。我们去的这天刚巧是星期天,参观人数据说达到了8万人,排出了长龙似的队伍。可大人们领着孩子却非常守秩序,耐心、安静地在烈日下排着队,几乎每个馆都是如此。后来的几天,我更发现排队守秩序已成为日本人的习惯,不管何种场合,只要有二人以上都会自觉排队。当展馆工作人员见到我是残疾人时,主动推着助残车过来,要为我提供特殊服务。我怕离开团队找不到方向,婉言谢绝,可是日本工作人员执意一定要为我服务,地陪奈良小姐告诉我,这是规矩,如果我谢绝,则说明他们的工作没做到位。后来他们又专门为我找来一个懂中文的翻译,并与地陪小姐交换了电话、商量好联系地点。我便由他一路出示工作证件,从每个展馆的外交通道进出,免去了长长的排队时间,展馆专门找来的翻译人员还为我耐心讲解了大半天。作为一名普通的外国游客,受到如此高的礼遇,实在让人感到有些过意不去,我在中国做了六十年残疾人,做梦都不会想到有这种事发生。团员们也都羡慕不已,开玩笑说我今天享受了中国部长级的待遇。

当然大家更感叹的是,日本实在是个讲礼仪的民族,不管大人小孩都特别懂礼貌。日本人主张低姿态待人,说话时避免凝视对方,见面都行鞠躬礼,“您好”、“再见”、“请多关照”、“照顾不周”等客气话不离口。有时商场饭店里的小姐一次次地鞠躬、“哈意”,都让我们有点过意不去。我曾有心计算过:为我们服务的奈良小姐和日本司机每天起码要向我们团员鞠一百多次躬,我们每个团员上车、下车时,他们都会候立在车门口认真行礼。对于我,每次更是抢着帮忙照顾,要走远路时,奈良小姐一定会特别留心问我,是否需要提供轮椅。讲到轮椅,我顺便要提一下残疾人电动车,我在上海国际残疾人电动车展日本馆见过几种样品,功能先进使用方便,当然价格也不菲,我当时很想买一辆,可是这些电动车却只展出不出售。但是在日本,根据政府对肢障残疾人的政策,像我这样的人则可以免费得到政府赠送的设计漂亮且高性能的电动车。另外还有一件令我这个残疾人十分感动的事,在日本的人行道中间,有一条标志醒目的黄色的盲人通道,用特殊的地砖铺成,脚踩上去人的腿就会有感觉;为了方便盲人过马路,有些十字路口设有特定的音乐,绿灯亮起的同时,音乐也会响起来提醒盲人可以过马路了。这些细微措施无一不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交通理念,让行人和司机都感到安全、便捷。我想,日本全国总共有多少盲人?有必要花这么大功夫与钱财在全国铺设这样一条条盲人通道吗?答案只有五个字:“文明,人性化”。在日本的公共车厢内、停车场都有注明残疾人的座位和停车位,经常空置着,也绝对没有健康人去占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我去过的三十多个国家中,日本人的服务态度和文明礼貌是最佳的、感受也是最深刻的。

洁净温馨的公共设施

日本还是一个特别讲卫生的国家,不论是私人庭院还是公共场所,地面都非常干净、整洁。马路上铺的是高质量渗水的沥青,遇到下大雨,水很快就可以渗到地下,加上良好的下水道系统,城市的地面上没有一点积水。而在上海,地面就没有那么好的渗透性,有的下水道因年久失修,一下大雨高低不平的马路很容易积成混浊的水坑,给行人带来许多不便。公共场合都设有标志醒目的吸烟区,如果边走路边抽烟则是要被罚款的。日本男人的压力很大,经常能看到吸烟的男人,不过这些瘾君子们都很自觉,他们不会随便乱丢烟头,一些吸烟人还会自带折叠式的烟灰盒。相比之下,中国游客中的瘾君子却没有这么好的修养。日本导游告诉我:日本没有城管队,城市秩序卫生照样好。主要靠的是国民自觉,日本人从小接受教育就是不给别人添麻烦,爱自己居住的街道,爱整洁、讲卫生,他们没有随地吐痰、乱扔废物之类的坏习惯。日本有个《轻犯罪法》规定了34项轻犯罪,对规范居民行为,加强城市管理发挥很大作用。日本人法律意识很强,一旦有犯罪记录就是一生的耻辱,仿佛在人前永远抬不起头来。

日本公共设备很齐全,走到哪里都有方便市民的自动饮料机、小食品机。不过这么多公共设施,给我们触动最大的却是在一件日常小事上——上厕所,日本的卫生间不管私人和公共的都是花大价钱修建的,装上智能抽水马桶,便后会自动冲洗屁股,再紫外线烘干,令人感到格外温馨。特别是残疾人使用的厕间有专门的坡道,轮椅可以直接推进来,里面很宽敞,不像国内的残疾人厕所间,虽说宽敞却很少有足够的空间能容得下轮椅推进来,完全是一种不尴不尬的宽敞。厕间的四周有很多不同高度的扶手以方便支撑,甚至整个身体都可以很舒服地靠在上面,上厕所变成了一种享受。每个人每天要用马桶,日本人能够花大钱把这个看来最平常的小事,搞得这样舒适,真令人佩服。我曾听到不少外国游客评论:光一个公共厕所,就反映出同为黄种人的中日两国两种不同的文明素质和生活水平。中国内地一些旅游景点的公共厕所,被许多外国人公认是世界上最脏的,还要收费,上厕所等于是受罪;而在日本却是最享受的、最清洁的,且不收费。我们中国来的游客不得不从心底里折服,小日本,真细心、真周到,把自己家里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打造得这样精致、这样合理、这样人性化。

从神到人的天皇

全程陪我们的奈良小姐,带我们参观皇宫。她介绍说:皇宫是日本天皇及其家庭成员居住的宫殿,整个皇宫被护城河环绕,大部分都隐蔽在厚厚的石墙、古老的树木和江户时期的护城河内。日本的“国庆节”就是天皇的诞生日。我们去的时候正巧碰上国庆这天,皇宫前排着长长的队伍,原来是等待去和天皇见面的公民,这天普通老百姓谁都可以进去见天皇。皇宫内有警察戒备,参观者由二重门进宫,随身不可携带任何东西,院里树木繁盛,花草修剪得十分整齐。不远处有一幢乳白色的楼房,二三层高,楼前人山人海都在昂首翘望。天皇十五分钟出来一次,站在二楼的大玻璃窗前招手接见群众,他一边招手、一边通过麦克风说“你们好、大家辛苦了”,说完挥手回内室去,人们也在招手,但没有人喊“天皇万岁”什么的。

大和民族的创世神话中记载了日本天皇的起源。公元前660年,天照神把天地间的三件宝物——八尺镜、八尺勾玉和天丛云剑交给了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他的建国即位日(相当于现在的公历2月11日)也被定为日本的“建国纪念日”,传到现在的明仁天皇已经是第125代。后世被奉为日本国教的神道教的核心部分就是宣扬日本天皇是神的后代,皇统即神统,玉、镜、剑“三种神器”就是天皇君权神授的合法证明。日本人对天皇非常有感情,天皇有着崇高的地位,受到尊敬。二战结束后,美国人惩罚日本战犯时,原本打算要严惩当时的昭和天皇裕仁,但考虑到天皇是“万世一系”的,人们对天皇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信仰,是日本民族精神的象征,如果把天皇处置了,将不利于美国的占领。加之昭和天皇本人也亲自驱车来到美国领事馆,主动、恳切地认罪,给麦克阿瑟将军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所以美国人宣布,天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不负主要责任,这一观点也得到了日本人民的极大欢迎。1946年元旦,裕仁又主动发表《人间宣言》,否定天皇的神圣地位,承认自己与平民百姓一样也是人,并不是神。新宪法中,天皇的实际政治权力被剥夺,从此成为象征性的国家元首,只行使纯属形式的和礼仪性的国事,如颁布法律、接见外国使节等。即便这样,在日本也几乎没有人认为天皇是可有可无的,天皇依然拥有无与伦比的号召力。

从废墟到经济强国

二战后的日本一片废墟,几乎化为灰烬,作为胜利者的唯一占领国,美国没有掠夺与进一步报复日本。最初几年,美国每天要提供六千吨大米、一千万美元才能保证尽可能地少饿死人。记得从小听叔叔讲起战后他去日本的情况,那时日本一片凄凉的惨状,城市到处是被轰炸留下的废墟瓦砾,码头上到处有面黄肌瘦的讨饭退役伤兵与孩子。那时中国人正扬眉吐气志高气昂,去日本的中国官员商人与美国兵出码头时,对涌上来的乞讨者不是推就是骂,甚至中国人为出气抽打那些穿着破烂士兵服乞讨人的耳光,听到的只是低头哈腰忍受耻辱的“哈意”声与九十度的鞠躬。

日本从废墟到经济强国,特别要感恩一个人,即占领日本的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战后他把日本当作一个从军国主义社会转变为自由主义社会的大实验室,从占领开始实行一系列急风暴雨式的改革。首先禁止日本政府对国家神道的保护、支持,逼天皇发表“凡人宣言”,用灭神道教来彻底给日本人换脑子。第二修改宪法,废除封建制度,建立民主三权分立制度。第三清洗军国主义分子与审判战犯,对军国主义政权中的“七类人”共20多万提交罢免和清洗,解散日本1300个极端民族团体,净化了日本政界。第四进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第五改革充当军国主义侵略工具的日本银行体制;第六施行新教育法,废除军国主义的教育实行教育自由化。战后日本首相吉田茂评说:麦克阿瑟将军为我国利益所做的贡献是历史上的一个奇迹,是他把我国从投降后混乱凋敝的困境中拯救出来,是他使民主精神在我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牢牢扎根。战后美国从道义和实质上帮助日本恢复了元气,使它迅速强盛起来,当然日本能在短短二十年复苏重新成为经济大国,这一奇迹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明治维新的底子。原子弹没有摧毁日本的人才、技术和民族精神,没有摧毁明治维新时期形成的现代工业体系、教育体系,教育救国一直是日本的国策。加上中国等战胜国也没有让日本付出巨额的战争赔偿。日本人卧薪尝胆,几十年后又变成一条“壮汉子”—— 一个经济大国。

美国人把民主的理念及制度强加给日本,使得日本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民主化。政府实施内阁制,司法独立,并通过了一部护航的《和平宪法》。《和平宪法》最核心的是第二章第9条。它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作为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和平宪法》禁止日本拥有海、陆、空部队,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由于它明确表示与战争诀别,所以该宪法被人们称为“和平宪法”。《和平宪法》对于日本来说,本来就不是它所情愿的,但是万万没想到,《和平宪法》的颁布,的确给日本带来了很多好处。首先,它表明了和平的姿态,使日本迅速得到了曾受到它残酷侵略的亚洲各国的原谅。战争中,日本给亚洲各国造成的灾难可谓罄竹难书,按照惯例和国际法准则,日本理应为自己的侵略战争行为负责,向被它蹂躏过的国家谢罪并支付赔偿。而《和平宪法》给了日本一面忏悔的旗帜,让人感觉它已经认识到了和平的重要性,认识到了它自己的罪行,宽宏大量的亚洲各国很快原谅了日本。不然,光战争赔款这一项日本恐怕就吃不消了,何谈发展?其次,它给日本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尤其是像日本这样资源匮乏的岛国,试想,假如没有这些亚洲国家的资源和市场,日本能够如此快速地崛起吗?再则《和平宪法》起到护航作用,帮助日本成就了一个大国的梦想。假如没有《和平宪法》,日本在军事上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人们的猜疑,但有了《和平宪法》,日本在军事上的发展就往往被人们忽略,因为这里面有一个看起来合情合理的解释:日本的军事力量仅仅是为了自卫。从此,日本就在美国的羽翼下,凭借无比的复国勇气从二战的废墟上很快崛起,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在东京,我们见识到这个世界级大都市的繁荣,东京一地光酒吧、啤酒屋、夜总会等娱乐场所、就有数万之多。我印象最深的地方是银座,她是东京最主要的繁华商业街,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已形成。银座的地价在世界上屈指可数,银座的物价堪称世界之最。银座既有百年老店,也有令人目不暇接的新潮店铺,到处是卡地亚,芬达,香奈尔等一流名牌专卖店。在银座消费的日本人多过外国人,有些超级名牌的主要客人就是日本本国人。有人做过调查,在银座,每13名女性中就有一个持有路易威顿的商品,人们把在银座购买商品作为一种身份的标志。

日本的中产阶级比例在世界上算高的,人均年收入居世界第一位,高达26万5千多美元,个人存款列世界第二。这是个追求生活质量的民族,吃精美的、穿名牌的。国民的消费能力巨大,是任何欧洲国家都无法相比的。使日本人引以为豪的是他们的税收制度,他们的税收原则是劫富济贫,通过合理的税收调节,实现了工农收入平衡,甚至不少农民的生活水平已超过工人,企业老板和员工的收入差距也不大。和中国有钱人千方百计想逃税的状况相比,他们按规矩纳税意识很强。日本几乎没有饿肚子的穷人,政府与社会救济力强。日本每个公民医疗费的70%由政府负担,而余下的30%中,还能再向所在单位报销40%-80%不等。家庭参加保险,(每个成员)都能享受这一点。日本老人退休时,除了每月18-20万日元的养老金,还有一次性的五年工资补偿,加上房屋之类其它不动产和别的福利待遇,老人们一般都很富裕,周游世界是他们最感兴趣的事。

日本的速度是快的,这种快速首先归功于发达的交通网络。东京的面积只有2100多平方公里,而人口却高达1200万。在这片土地上,除四通八达的公路交通外,还密布着包括12条地铁线路在内的大约50多条各种电力机车线路,因此大街上没有交通拥堵。道路的通畅也离不开行人和司机对交通规则的严格遵守,尽管东京马路上车流滚滚,但路上值勤的警员并不多,所有车辆都自觉地按照规定的车道和速度行驶,因为一旦违反了交通规则,会遭到严厉的罚款。日本人人买得起车,却养不起车,因为交通方便,一些人干脆不买车。

东京的发达是往天上和地下两个方向发展的,市中心地铁车站的地下有五层,里面是一条条繁荣的商业街,出口有几十个,可以一直走到离目的地最近的出口再上去。车站都设在大商场等建筑的里面或下层,每个车站都有多条路线相交,并指示乘客如何找到最便捷的线路换乘。每个电车车站的入口处都设有一排自动售票机,各条路线图上标明每一站的车票价格,使人一目了然;站台上,举目可见班次、时间、出口指南等信息。东京的交通服务如同日本所有的商业服务一样,细致、周到而又热情,当你出站时发现自己所买的车票金额不够或一时没来得及买票,只要在出口处专设的“精算”窗口向服务人员补上就行了,根本不用担心会遭到训斥甚至罚款。 “以人为本”的交通管理赢得了所有在这里生活的人的好评。

在日本,时间的价值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浪费时间成为最不可容忍的罪过。日本人已形成默认的规则,地铁站里的电梯的左边站人,右边留给“跑电梯”的人。奈良告诉我们:她从上学开始就是个跑电梯的“蠢人”,一直到工作还在跑。为了满足自己睡懒觉的习惯,日本人学会了一分一秒地计算时间。我们去乘电车时,奈良告诉我们:35分的电车,绝对不会在34分或36分进站。我们不信,都看着手表,真是奇了,一分也不差。一对老外刚刚赶到,电车门却一瞬间自动关闭了,气得直跺脚,嘴里用英文生气地发牢骚说:“日本的电车太准时了、太没有人情味了、简直难以忍受!”在电车上,团里几个年青人争着给一对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老太太让座,可是她们却不接受,脸上的表情明显像是在说“我还年轻,还没到被人让座的年龄呢。”我们纳闷极了,奈良解释说:“别介意,通常都会被拒绝,日本老人忌讳别人把他当成需要照顾的年迈者。”

农民本位的新农村建设

访问日本时,我们最奇怪的是没有看到农村。从东京乘世界上最早的一条高速铁路“新干线”到京都,或者去其它地方的路上,都是城市的景观,没有看到类似中国的农村。导游告诉大家,其实沿途看到的大部分都是农村。这一下可把我们弄胡涂了,沿途明明都是城市景观,怎么说是农村呢?

原来,日本的城市与农村,从外观上看,是没有区别的,不论是建筑的样式、公共设施的配备、生活习惯还是人的精神状态。日本农村的房屋与城市一样,分为洋式与和式两种,所谓洋式指的是高层水泥建筑,和式则是传统的两层木制的“一户建”。洋式不用说了,都有抽水马桶等设施,“一户建”也一样。惟一的差别是,由于农村土地不像城市那样紧张,那里的“一户建”也比城里更气派些更豪华些,一般农户的“一户建”使用面积都在200平方米左右,许多农户都有不止一座“一户建”,平均每户的住宅面积在1亩以上,这是城市人望尘莫及的。由于农村的空气好、不拥挤,不少上班族在城市上班,下班却住在农村。在东京、大阪这样的超级城市,这种情形更为普遍。于是,在农村出现了一个个与城市一般无二的生活小区。久而久之,生活习惯也同化了,很难再区别出城市或农村。日本真正反映出“倒城乡差别”的是人均收入这一硬指标,据记载,日本自从1973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超过城市居民以来,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今,没有改变。在日本富人中,农民占据不少份额,年收入上千万日元的农民极为常见。多数农民不仅收入高于城里人,而且生活的实际舒适程度也高于城里人,所以在日本,一提到农民,人们所流露的不是鄙视,而是羡慕。日本没有强制性户籍制度,任何人想在城里落户, 15分钟就可以办好手续,但从来没有一窝蜂拥向城市的事情发生。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日本没有限制生育的政策,但农村的出生率并不高于城市,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农民素质较高。人的素质与人口出生率呈现一种反比例关系,素质越高,出生率便越低,西方国家普遍如此。日本全国人口1.2亿这一数字已经保持了数十年,至今没有什么变化。

日本是专业化的优质农业,农副产品质量优良,名不虚传。在销售农产品的超级市场,凡是我们所见到的农产品,都是色泽亮丽,规格统一,个个堪称精品。所有农产品的包装箱上都印有产品名称、产地、生产者姓名。在各类市场上,我们看到所有待销的农产品都是经过精心整理包装的,没有散装出售的,更没有带泥、带腐叶的。一般来讲,日本的农民都是专业户,种鲜花的全部是鲜花。一般每户农民全年只生产一至二个品种,而且,生产的产品几乎全部变成商品,农产品的商品率极高。至于那种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济,在日本农村根本已无迹可寻。日本的农业企业,不仅规模大,机械化水平也很高。一般每个农户拥有土地50-70亩,但每户家庭只有二至三个劳动力,能承担这么大的劳动量,关键就在于农业机械化水平较高。有的是一对夫妻办一个现代化的养猪场,饲养上千头猪,从饲料混合、喂食到猪圈清洁冲洗,全部由计算机控制完成,只要手工操作启动按纽就可以了。有的农户从事蔬菜种植,无土裁培,并配有价值昂贵的自动化洗菜机。日本政府实行高收入高税率的税收政策,但为了刺激和引导日本国民消费,又规定如果当年收入当年消费,消费的部分可不纳入纳税基数。许多农民觉得买车比多缴税还合算些,所以许多农民家里都有三四辆小轿车,多的达十几辆。富裕的农民也很注重生活质量,庭院修理、家居装饰也都很考究,甚至超过城里人。在日本农村我看到感叹一幕:在一些农舍旁摆出新鲜蔬菜果品,上面标着价码,路人经过时可以把钱放下后各取所需,农舍里没有一双警惕的眼睛盯着。日本多数农民工作辛苦之余,会休闲度假、经常出国观光旅游。所以,日本农民的概念完全不是我们脑海里想象的“农民”样子。

在日本,每个村只有四分之一的公共财产,山和丘陵属于每个具体的农户,政府如果要搞规划修地铁或公路等公共设施,不仅要出方案费,还要付工程实施费,可就是这样,日本农民还是有很大的架子——“我让你们做就不错了”。政府不仅要和农民耐心讨论规划方案,就连孩子上学、垃圾处理等等因素也全部要考虑到,并还要村民全票通过,一个反对不愿置换,规划就都不能实施,所以在日本,一项规划做上几年、十年的都有。农民认为我的土地被规划,我就有参与的权利——这种情况在中国根本无法想象,农民不被欺诈就已算万幸了!日本的农村建设和我们一样,也叫新农村建设,我想二战后的日本农村,一定也有农业、农村、城乡问题,但日本没有“人民公社”、“大跃进”、“文革”,他们的农村建设没有中断过,扎扎实实做了五十多年。从日本农民的居住情况、经济收入、农业企业的规模和经营状况,可以看出,日本农村的发展和规划中,“农民本位”是前提,农民的利益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所以农村在发展、富裕了的同时,农民的素质和精神面貌也没有缺失,甚至比城市里的人活得更富有、更滋润。这样的新农村建设,在全世界都是领先的。他们的成功经验,对中国目前提倡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奇特的“穷人窝”

当然,在日本的生活并不是尽善尽美。在大阪的某夜晚,奈良小姐说带我们去新泽公园看看。一到里面,我发现一对对男人在神经质地争吵,我很奇怪,她告诉我们,到了夜晚这里经常聚集一些白天受上司斥骂、忍着一肚子气的上班族,下班后他们寻找同病相怜的对象,互相发泄白天的怨气和烦恼,有的则去酒屋喝酒发牢骚。发泄完,第二天又开始一天的生活,继续忍受着上司的斥骂。发达的经济生活、高速运转的社会,让许多日本男人充满压力、精力疲惫,甚至精神失常。日本男人是人均吸烟、喝咖啡与酗酒最厉害的民族之一,十个人中有七个抽烟,八个喝咖啡,九个喝酒。在日本男人私下有句话:工作第一、喝酒第二、玩女人第三。日本人还特别喜欢画漫画,有漫画思维。日本男女谈恋爱不会爱得死去活来,结婚了也不会去了解对方婚前的性经历,这与婚前放肆的性生活有关。一旦成家,日本男女就会很守规矩、太平过日子,婚外恋很少。日本法律规定,丈夫突然去世,他的买房、购车等所有银行债务一笔勾销,妻子是最大受益人,保险赔偿都归妻子,所以日本家庭便会产生那种感情淡薄的情况。

为了满足我们对日本社会的好奇,奈良小姐自作主张带我们去了一些旅行社没有安排的地方,“穷人窝”就是其中的一个。在好几个漂亮的公园里,我们看到一些日本流浪汉,有的大白天还钻在睡袋里睡懒觉,有的坐在公园的木椅上晒太阳、看报纸。在“山手线”地铁站,我们看到卖艺的流浪汉,身边有一只巨大的纸板冰箱盒,里面放着他全部流浪家当。奈良小姐介绍说,这就是日本的穷人。这些男人不堪忍受工作上的压力,感到精神有崩溃的危险,为了避免自杀和精神失常,就自动放弃了工作,参加到流浪汉的队伍,调节松懈一下精神和生活压力。她说,你们不要瞧不起这些流浪汉,他们当中有的人可能就是公司的老板和高级知识分子,破产与失业后只因有强烈的自尊心,所以不敢、不愿回家。这种现象是在日本泡沫经济下的产物,也是日本男人特有的自尊表现,经济萧条时曾经有成千上万人露宿街头。不过,流浪汉不会受歧视,政府会对流浪汉发放救济金,日本民间也会对这些流浪汉无偿进行捐助救济,最普遍的是各种点心店、快餐店和超市。日本卫生部有严格规定:盒饭、快餐、熟食类二十四小时后,必须当作垃圾清除出商店。十二点钟过后超市关门前,营业员都会把到保质期的食品处理出去,店外有一间垃圾房,里面有空调,以防止抛掉的食品变质发臭影响市容。流浪汉乞讨时都很礼貌,进门先打招呼,在门外挑好带走时又要进来鞠躬“谢谢!”可以说,光这么多超市因为这一规定就足够养活流浪汉。在日本民间,有位被称为“流浪汉之母”的森本春子,没有一个流浪汉不知道她、不提起她。她是位基督徒,不拿政府一分钱,三十年来用自己美容公司赚的钱救济了上百万的流浪汉,她在救济流浪汉的同时,更鼓励流浪汉们可以选择流浪的生活,但不可以失去做人的道德和自尊。所以在日本虽然有人做流浪汉,但很少有人同时去做那些小偷小摸的勾当。

日本为何不反思二战

日本人的和气礼貌,在服务业上已达到极致的地步,这在中国根本是无法想象的。有一件事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们在乘日航班机时,一位日本空姐为避让乘客上厕所,不小心将果汁洒落在一位中国男士的裤子上,惊慌失措的空姐顿时双膝跪地,拼命用毛巾一遍遍擦着乘客的裤子,不停用日语道歉,还不住地点头鞠躬。这一幕让周围乘客很吃惊,也让被洒的男乘客很不好意思,大家连忙把她扶起来,安慰她说没关系。就在扶她起身时,我们清楚地看见她那漂亮的脸上挂着一串泪花,那种真诚的道歉着实使人感动。更让我们中国旅客感动的事发生在临下飞机的一刻,这位一直内疚的空姐在中年乘务长的陪同下,双手捧着一个信封,九十度恭敬地鞠躬,要中国旅客原谅她的过失,接受她赔偿的一点钱。中国客人措手不及,连忙推谢,可是乘务长坚持要中国客人收下。看到这二位真心诚意道歉的日本乘务员,我们的眼眶都湿润起来,一位朋友马上掏出相机摄下这动人的一幕。下飞机后,朋友看到信封里是一万日元和一封日语道歉信。

一位普通的日本空姐都能对乘客如此真诚地道歉,可为什么日本政府却不对它的军国主义侵略和屠杀认真反思呢?可见这不仅仅是日本人自己的问题。

日本人信奉神道和中国儒家学说,精神性格表现为“忠、孝、节、义”,对天皇的“愚忠”,对为国捐躯军人的“孝义”,对历史事实态度的保守、顽固。武士道的忠诚容易成为凝聚人心的伟大力量,也让人因为忠诚而丧失了理性。日本人自认为心中有神、心中有佛,神灵和佛主会保佑他们,因而对二战侵略事实加以否定、拒不认罪。我认为这是日本人对二战态度的内在思想原因。从另一方面看,日本人不能正视二战事实,与国际上对日本的惩处不到位不无关系,战后对日本的惩罚没有像对德国那样彻底,而且惩罚者不是受害的亚洲国家,只是美国人。战败后日本曾有过反省战争的做法,如战后它痛定思痛制定的《和平宪法》,宣布放弃再建武装部队等。但日本一直强调自己在中国造成的残酷性与德国屠杀犹太人有区别,是在二国交战冲突中发生的,不能相提并论,就像它也遭到原子弹残酷报复一样。日本与德国为什么总结反省二战方式不一样,因为德国的体制与精神,是被英美苏等同盟国全面推倒与摧毁,加上美国统治上层有大量犹太人,他们绝对不愿放过清算德国法西斯罪恶。相反美国占领日本后要求不高,因为美国有愧疚日本的情结,世界上第一次动用核武器,光二颗原子弹美国就杀死了23万日本平民。当时美国的策略只是要求日本放弃军国主义走民主化道路,所以在日本投降后就网开一面,保存了日本的体制与民族精神。尽管麦克阿瑟个人做了许多改造日本的好事,但关键的是,在冷战时期美国为了拉拢日本对付共产党,而放松了对日本右翼势力彻底打击。惩罚没有过多地涉及政治层面,反而保留了天皇制度和部分政治机构,特别是招魂之地“靖国神社”。

中国人只知道日本的靖国神社祭了不少战犯的亡灵,其实里面主要还有一把军刀,除了天皇,其他人是看不到的。它主要表达日本人追求大和民族的精神。这中间包含日本右翼势力文化的纪念价值观,追寻当年的风光;还有平民百姓对二战亡灵的保留态度,不愿反省历史。天皇裕仁在发布《人间宣言》前的1945年11月,去参拜靖国神社,由于他的参拜,使战死者已经由此成为英灵,这是特别关键的一点。而东京审判最大的问题是,以东条英机为首的甲级战犯承担了全部战争责任,天皇和国家的战争责任就被免除了。还有,战后日本政府又让东条英机的内阁成员岸信介当上首相,重光葵当上外务大臣、贺屋兴当上法务大臣,这些人的重掌政权决定了日本新政府不可能彻底反思二战期间所犯下的罪行,也不可能彻底清算日本的那些战争帮凶、鼓动者、理论家、新闻记者。所有这些都是日本方面对二战不肯认真反省的深层次原因。

对中国等亚洲被侵略国来说,没有对每个战犯绳之以法,更没有像犹太民族一样对全世界逃命的纳粹进行穷追猛打地搜查。而战后日本政府曾对虐待英美等强国战俘事件,作出诚恳道歉过,相反对中国南京大屠杀事件就轻描淡写,关键是日本这民族‘欺软怕硬’。新中国建立后为了尽早恢复中日邦交,中国政府在1956年就将关押在东北的1017名日本战犯提前释放,而与此同时的几百个国民党抗日将领杜聿明等人,却比日本战犯关押的时间还要长。为了恢复中日邦交,中国政府甚至连战争赔款都慷慨取消,更不用说追查逃脱的日本战犯。究竟是中国人民恨不起日本?还是中国政府恨不起日本?日本侵略者从来没有对当时的延安政权构成危害,八年抗战国民党拖垮了,共产党壮大了。国民党死了300多万军人,将军死了200多人,共产党从来没有公布八年抗战死了多少军人与将军。难怪小泉为自己参拜靖国神社找到了一块“挡箭牌”,声称中国孔子说过“恨罪不恨人”,说无论哪个国家都有追悼战死者的习惯。

事实上,对罪恶的认识是与对它的惩罚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得到惩罚的罪恶,当然不会对罪恶有正确的认识,当然也不会产生负罪感。这种情况跟中国不彻底清算“文革”、不真心实意向五十五万“右派”赔礼认错、不认真追查由于领袖的狂热症造成几千万人无辜死亡又有何区别呢?难道是儒家重专制、无视民主的顽固文化症,促使中日都不愿反思历史吗?可悲!可恨!

从德国的例子来看,同样是二战的发动国,而战后德国的认罪态度好,赢得国际上的一致好评。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德国的日耳曼民族信奉基督精神,宣扬“普世的爱”、“上帝要子民赎罪”,“只有洗清罪恶,才能进天堂”,德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有影响的政治家(如战后第一任总理阿登纳)、历史学家等,不断地揭露、批判、反省法西斯罪行,教育青年人牢记历史教训。另一方面当时的盟军彻底摧毁了作为战争基础的纳粹德国的政治体制,迫使每个德国人在道德法庭上为自己国家在二战期间的行为忏悔,甚至当时的德国总理勃兰特在访问波兰时竟双膝跪拜犹太人纪念碑,赢得了举世称赞。

日本人眼中的中国人

在日本访问期间,我认识了几位日本汽车司机和已经加入日本籍的中国移民,还有奈良小姐。从他们嘴里我知道日本民众对政治不感兴趣,几十年的安逸生活,使他们对政治的关心程度一直在下降。日本人大多数不了解中国,不知道中国国家主席的名字。一些日本人还以为中国人衣衫褴褛,面呈菜色;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中国已是发达国家。对日本蓝领而言,在日打工的中国人能吃苦,抢了他们的不少饭碗。对社会上层的精英来说,中国发展太快,快得让他们失去了在亚洲的优越感,并已经感到竞争的威胁。日本人普遍感觉到的是,到处有中国商品,百元店里几乎全是中国货,他们身上穿的,家里用的许多是中国制造。但日本媒体经常渲染“中国威胁”,报导一些“在日华人犯罪”、“中国游客大声谈笑、不讲卫生”等负面消息,隐隐制造一种对中国人的排斥情绪。总体上来说,日本人还不十分了解中国,对中国是个负责任的大国还是霸权国家,他们认为现在还看不出来,对中国有神秘感。日本人所担心、害怕的倒是过去的中日恩怨,而真正亲华的日本人大多数都是一些老人。

我曾问日本知识分子人对中国及中国人的看法:他们谨慎地问我:“是听真话,还是假话?”我说:“当然真话。”他们告诉我:“日本与中国地理位置很相近,但两个民族的性格差异很大,中国人给我们的开始印象是好的,时间久了许多缺点就会暴露出来。我们在与中国留学生和新移民接触中,经常看到他们缺乏纪律与法制观念,不讲文明礼貌、交通意识淡薄,同胞之间互不团结、不诚信、玩小聪明、自私,这和历史上中国人表现出的勤劳吃苦、勇敢、忍让的精神传统反差很大。”日本人说:“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却变成一条虫。日本人正好相反,团结是日本民族一大特点”。他们说,他们无法理解中国人为什么对自己的同胞那么无情,为什么老是喜欢“内斗”?也不理解为什么中国领导人能轻易代表人民放弃战后日本的赔款,对中日领土争议上总是谦让。其实你们这样做反使日本人鄙视,认为中国人没有血性,不如韩国人刚毅。同样他们无法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要把老祖宗的“诚信、礼仪”、“忠、孝、仁、义”博大的儒家思想文化扔得精光,而近邻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却仍在继承和发扬光大。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是一个民族的魂,是一个国家人民必须要继承的传统。

我们团里一位姓王的老先生,退休前曾是上海某家电公司总经理。他告诉我,其实日本人非常了解我们中国人的弱点,他们早就开始利用中国人的自私、贪婪为日本公司谋利益。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日本家电产品大量冲进中国市场,作为中国最大商业中心的上海,家电市场能否被攻占对日本公司非常重要。那时,他是这个领域有权有势的人物,日本公司就不断用各种方式贿赂他。他是一个老党员,毛时代的腥风血雨看了很多,改革开放初还不敢轻举妄动,在老婆的怂恿下,他权衡再三终于开口,让日方安排他的一对子女去了日本留学。当时的情况是,只要他们这些人开口,日本合作公司就会全力安排,费用根本不用他们操心。甚至毕业后在日本找工作都由日方合作公司解决。他悄悄地告诉我:现在回想起来幸亏是老婆胆大心细,今天两老才可以享孩子的福,还能经常去国外旅游。按照他的说法,其实他和许多当权的人早就看透了官场。在中国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现在他不在台上,又还有谁会来买他的帐?想到如今儿子在东京娶了个日本女子,开了一家公司,女儿与女婿(亲家也是党员干部)在日本神户开了一家中日留学生中介公司,生意火爆,他们也就心满意足了。

国人眼中的日本人

我受儿子和朋友的委托,探望了几位中国留学生。这些上海独生子女从小娇生惯养,现在脱离父母的保护伞,远涉重洋在日本为学业、为生存而努力奋斗。见面时,他们匆匆赶来的神情和疲惫削瘦的脸色,尤其是他们的谈吐,令我大吃一惊,我从小看他们与儿子一起长大,真不敢相信他们已经如此迅速的成熟和进步。我关切地询问他们在日本苦不苦?累不累?悔不悔?想不想回国?他们告诉我许多苦不堪言的故事,叫我回国不要告诉父母,但他们对我讲:“刘叔,现在看来我们来日本是值得的,懂事许多。最难熬的是前二年,现在一切好多了,其实早就应该来日本磨练了。”三位留学生还给我讲了许多这几年来在日本的经历,最值得我难忘的是日本人对子女的教育。日本法律规定未成年人不能打工,父母给的零用钱也很少,只有一千至二千日元(合70元人民币),有意识培养子女从小养成节约、忍耐、独立的质量,这点钱只够买几瓶牛奶或饮料,一旦进大学,家里马上停止供应零用钱,最多为子女首付独立租居住的押金款。日本子女对父母的财产完全没有中国人那样感兴趣,他们独立性很强靠打工挣钱养活自己,包括贷款买车买房、交纳各种社会保险金、国民健康费等等。日本人追求生活质量,出国旅游,穿名牌享受生活。日本人不习惯储蓄,年轻人不会省吃俭用去考虑买房做“房奴”,不少日本人情愿一辈子租房子住。中国独生子女跟日本孩子相比较,在独立自主、吃苦耐劳等品行方面,存在很大差距。

留学生小陈告诉我一件事,说对他影响很深。他打工处的厨师长13岁的儿子因为顽皮把同学打伤住院了,谁知这同学的父亲是一家大公司社长,很有社会地位势力,还是个议员。厨师长担忧事情搞糟,亲自带儿子上门去道歉,但大老板拒绝见面,第二天打了个电话给他,说孩子的事情最好大人不要插手,让他们自己去处理。他的儿子打架吃亏是个教训,提醒他好好锻炼身体,强壮起来就不会吃亏。事情就这样简单解决了,这就是日本父亲教育儿子的简单方式,没有一点以势压人的等级观念和行为。试想,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中国就不会这样简单了。小陈还告诉我,叧一件事对他教育也很大。他第一次打工在一家叫“渔座”的日本料理店,一天有个客人喝得醉醺醺,跌跌撞撞出门,他刚准备去扶,而正在喝茶的社长高桥抢先一步,上前扶住酒鬼,结果反被不领情的酒鬼吐了一身,还打了几拳,社长却毫无怨言,自己进去换掉脏衣服。52岁的高桥社长雇用了一百多个员工,开了几个连锁店,每天大家还没上班,他已经一个人在悄悄打扫厕所,忙前忙后,从没因为自己是老板可以不做或少做。他的所有言行启迪了小陈:在日本社会,来消费花钱的都是爷们,随便什么事都可以做、可以讲;打工挣钱的人是最低的佣人,应该忍耐应该低头哈腰,什么苦都要受得了,小陈就这样开始学会了在日本社会中做人的第一课。

我们在京都遇到了小地震,当天夜里大家都吓得惊慌失措,赤脚穿睡衣逃出客房,并把睡梦未醒的奈良小姐叫醒,谁知旅馆服务生和奈良小姐却一再劝我们回房睡觉,并说:“没事、没事,地震在日本是常有的事,完全不必惊慌,日本房屋的抗震性非常好,不到一定震级,政府不会惊动市民。”第二天我在福岗与留学生小黄谈起这件事,他笑着说曾亲自经历福岗7级大地震,那天他在车上,地震发生后公路上所有车辆全部停下,人们从车内出来,有序地站立在人行道和车的旁边。人们发现手机都打不通,但没有慌张,而是在原地不动,不叫、不慌、不逃,大约过了三十分钟,手机通了,随后广播也通了,警察与救援组织非常有秩序地指挥车辆及人群疏散。小黄说,这一幕让他深深印在脑海里,眼前所见到的好像不是普通市民,而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当天新闻发布的死伤人数只有几十人。

我去看儿子另一个姓金的同学,他住在大阪市役所旁边,他指给我看门口通缉犯的照片,六张有一半是中国人,我看了都觉得脸红。小金说:日本24小时便利店,管理极松,全凭自觉,包可以随便带进去,许多犯法的中国留学生都是从超市小偷小摸开始的。如果日本人偷东西被抓,是一件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的事,惟一的出路只有离开家乡。相反中国留学生却不感到羞耻,反正人在国外,败坏中国人面子跟他没关系。这些负面影响被日本新闻媒体经常大肆报导,极大地损伤了中国的形象。2003年,福岗发生一件四个中国留学生入门盗窃,并杀害了日本一家老少四口人的恶性事件,残忍的留学生还毁尸灭迹将被害人抛进大海,这件事足足闹了一年半,当年中国学生去日本留学拒签率达到40%,并使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名声受到极大损伤。

因为聊得较晚小金送我回旅馆,我看到街上到处设有出租车招呼站,想不到进入招呼站立即有人供应饮料,乘客上下车日本驾驶员都会下车亲自开门迎送和道谢。我乘坐的是辆“皇冠”,因为天热,上车司机就递给我一条凉凉的毛巾,我心中一暖。坐进车内我发现装有电话,座椅装有按摩装置,旁边还有包装好的糖果、饼乾等,我还发觉车上备有各种常用感冒胃药、营养剂,感动之余,让我这个经常出国见世面的上海人都有点吃惊。我问小金坐这车很贵吧?他说大阪出租车采取公定价格,主要靠提高服务质量来招揽乘客。

关系微妙的邻居

日本外务省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新世纪对日本影响最大和最重要的国家,中国排第一位。我想反过来,对中国影响最大和最重要的国家,日本肯定也能排到前三位。中日关系在世界,特别在亚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握有先进技术的国家,一个是劳动力丰富的国家,中日之间经济关系至少眼下是一种分工的关系。日本精于研发开拓市场,中国善于生产制造,并能提供一个相当大的市场。这种经济上的互补,为双方都带来巨大的利益。

有着如此互利合作关系的中日两国,两个民族在感情上却是很奇怪微妙的。

二战结束,中美都是对日本的战胜国,日本人都向美国和中国低头提交了投降书。但日本对美国与中国却是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要讲恩怨,应该是日本人恨美国,光二颗原子弹就在广岛、长崎毁灭了二十三万日本人,日本人还特别“较真”,精确统计了每一个遇难者。甚至精确统计了其本土的经济损失,精细到每一座工厂、每一栋民房、每一幅字画。而中国人应该恨日本,单八年抗战中,日本的“三光政策”就杀了二千万中国人,但我们却不“较真”,从来没有像日本那样精确统计过,反而为建立中日邦交大方得连巨额赔偿都放弃。南京大屠杀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也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更谈不上精确统计到每个遇难者。但事实上,日本是个“欺软怕硬”的民族,战后六十年日本人对美国一贯是卑躬屈膝、阿谀奉承,拿美国当“老子”,自己甘愿当“孙子”。日本人就是有心恨美国,也没有这个胆,因为美国是个比日本更强大的国家。天佑日本,遇到了美国这样一个“善良的侵略者”,当时美国完全不顾苏联中国等国家提出的像对待德国一样瓜分占领日本,而单独占领了日本,并对日本从宪法到经济、企业、教育、文化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改造,还逐步改变了日本一代人的思想和价值观。至今日本人对给他们投下两颗原子弹的美国,仍然感恩戴德,日本人最崇拜最服的是美国。反过来日本人对中国人虽有愧疚之心,却没有悔悟反省之意。为什么?因为中国是个比日本软弱的国家,而当初的中国领导人想当“菩萨”,提前释放了应该受到惩罚的强盗(战犯),又大方地放弃理应获得的经济赔偿。其结果是适得其反,日本对弱过自己、曾充当“善人”的中国人反而一百个瞧不起。

在中日战争中,当中国有上百万人堕落成“汉奸”(汪政府与伪军),领着日本鬼子举着刺刀冲向自己的同胞时,却没有多少日本人成为背叛自己民族的“日奸”(除极少数参加反战同盟者)。侵华战争失败,天皇宣布投降时,日本军人宁愿用刀切腹自杀,也要保持自己的名节。我们中华民族并不缺乏伟大的人、伟大的思想,可是,当我们与这个血性而又团结的民族并列于世界之时,我们显得何等惭愧。近乎相同的文化,同样的问题,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结局。

现在的中国人不停地爆发敌对日本的情绪,抵制日货、讨厌甚至仇恨日本人,因为对日本人二战时屠杀中国人的行径始终无法释怀。相反的是日本民间并不关心政治,特别是许多日本年轻人是看漫画长大的,很多人出生在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期,衣食无忧。他们不愿意去思考历史政治这样的严肃问题,他们既不觉得羞愧而产生谢罪之心,也不觉得羞耻而起报复之念,仿佛历史是一样可有可无的东西。同团的一些家长在看望日本留学的亲戚、小辈时,十分担心日本人会报复,千叮万嘱要他们小心保护好自己:“小日本不是什么好东西”。但从留学生嘴里反映出来的情况却是:日本人大都友善、克制。日本学校的老师和打工处的日本老板反过来劝中国留学生要中日友善,不要冲动,不要上街去闹事,不要去做有损中日友谊的坏事。同样,日本学生除了不理解中国国内的强烈反日情绪外,没有一点对中国学生进行报复的言行,这真是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走访日本,我一直在思考:日本民族真的有那么危险吗?他们虽然对侵华战争仍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首相或大臣也年年拜竭靖国神社,但我相信,民主的日本是一个和平的民族。而日本人真有那么可恨吗?不!今天的日本是一个令人佩服的国家,日本人勤奋、自强不息、精益求精,所有这一切都值得中国人老老实实地学习。中国人最大缺陷就是:嘴上老是挂“四大发明”、“五千年文明古国”来自我陶醉,不肯虚心学习,不愿反思承认自己的不足。其实中国人要恨的应该是日本专制独裁的军国主义政权,而不是日本人民,他们也是受害者。世界上专制独裁的政权才是最可怕、最可恨的敌人。

日本人的压力

二战结束,由于美国的占领和改造,日本从里到外几乎都西化了,它处于一种“主体缺乏”的状态中。虽然它恢复了经济大国的地位,但在政治上除了附属于美国,找不到国家“主体性”,有人甚至称日本既非“西洋”也非“东洋”,于是一部分政治家和战略家很着急。1998年起,日本人的“历史观”开始发生明显变化,二战后日本主流历史观——“和平史观”承认日本侵略亚洲给很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伤害,后来出现的“自由主义史观”将此批评为“自虐史观”,认为甲午战争是日本为了“保护朝鲜独立”,日俄战争则是为了“阻止俄罗斯南下”,至于占领中国东北和全面侵华战争,却基本是避而不谈。文化上,西方的民主与“功利主义”则同时渗入国民价值体系,人们对现实的价值体系不满,有人开始呼吁禅宗和儒学才是日本人恒有的价值观。这种“自由主义史观”正吸纳了日本国民对现实的不满以及对未来的担心和恐惧。在许多中国人眼中,曾经谦恭的邻国日本似乎变得愈发强硬。日本右翼势力近年来几乎主导了日本的政局和舆论,日本的右翼思潮准确地说,它从未消失过。因为日本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不为日本社会主流所信服,在政治上与右倾的抗衡力量和基础也迅速衰弱。八十年代日本经济飞速蹿升,社会的自信心加强,民族主义思潮抬头,政界与民间更充斥“解放”情绪,要解除“枷锁”,谋求更高的国际地位。右翼势力掌控了政局,也垄断了舆论,民族主义势力扩张,这就是日本从政坛到民间的“总体保守化”,我们习惯称“右倾化”。如果说小泉政府与中国的矛盾还是关于历史的,那么刚上任的安倍以外交为基点的政纲,更容易和中国产生现实的、未来的摩擦,因为他们主张彻底抛弃日本“和平立国”政纲。从个人政治理念讲,安倍更右,出生于“右倾世家”,外祖父是二战甲级战犯岸信介首相,他的新作《献给美丽的日本》充满民族主义的气息。他力主修改宪法,以早日摆脱战败国的地位。面对日本这个邻国现在所谋求的国际上的发展,可以说,中国只有加强自身发展和强大,才是遏制日本右倾的最佳途径。

由此也可以看到,虽然日本经济已经达到国际化,然而遗憾的是,日本人的心理远远没有国际化,它把自己泡在大和民族文化圈内,既拒绝外人加入,又拒绝进入别人的圈子。在日本人心里上深深地打上了“日本人”的烙印,已成为无形的桎梏,它阻碍着日本民族与其它民族的交融。所以这也是它不能像德国人那样,面对现实向邻国真诚认罪的缘由。我个人觉得,日本需要淡化自己民族优越感,放松对外人的戒备心,与周边民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交流通融。更重要的是,日本人应该认真反省自己曾经走过的路。只有这样,传统中的糟粕才能被清除;只有这样,传统中的精华才能被加以利用。事实上,对于任何人或政府而言,深刻的反省只会使悲剧不再重演。

日本人有着强烈民族忧患意识,首先他们有来自生存环境的忧患意识,“国土狭小、环境恶劣、资源匮乏、地震横行”等等。这种忧患意识在日本无所不在,不少高收入的人在一滴水,一度电上精打细算。其次是来自内在社会的忧患意识,人口减少、老龄化;再如周边各国对日本所构成的外在压力,朝鲜的“核武”、韩国的“反日”、俄国的“四岛”、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都使日本难以安眠。日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大量吸收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结合自身的国情形成特有的文化传统。例如孔子“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孟子“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教诲等,似乎就是针对日本而言,使日本人受益极多,非常推崇。这种文化理念使日本的忧患意识不仅具有应对灾难等临时性事件的功能,而且逐渐成为日本民族独有的性格特征。

大和魂

走访日本各地,我感到日本的确是世界上变化最迅速的国家之一。其实日本今天能在战后迅速崛起,不仅是得到美国的扶持,更是和这个民族自身的努力分不开的。幕府时期的日本,曾像中国明清时期一样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抵制西方文化的入侵,屠杀基督徒。但是,由于中国鸦片战争的教训,以及日本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果敢,年轻的倒幕首领们以少数兵力击溃幕府军队,从而确立了日本近代的天皇制。美国是第一个敲开日本国门的国家,1853年,当美国向日本统治阶级展示自己工业革命成果时,就促进了好学上进的日本人开展学习洋务的决心。当时明治维新派三个重要人物对日本起了关键作用,涩泽荣一、大久保利通、伊滕博文。这些人士发起了一场学习西方改革开放的浪潮,1868年日本政府组成近一百人的岩仓使团,其中一半政府高官,副团长是大久保,去欧美十几强国考察学习。他们历时一年十个月,花掉政府年财政收入的2%。特别是他们考察德国时,从心底里认同了俾斯麦的强权政治学说,一致认定要以德国为榜样,大久保利通后来被称为“东方俾斯麦”,日本没有学英美体制,而是照搬了德国模式。历史证实这不是一批名为考察实为游玩的政府官方团,当时用六个字概括了他们的收获:始惊(吃惊)、次醉(陶醉)、终狂(下定决心发疯学习猛追西方)。回国后,明治维新派发起一阵阵自由民权运动、宪政立法、殖产兴业、拿来主义,他们的口号是“脱亚论”,富国强兵与西洋列强共进退。在改革开放道路上,首相大久保被保守派剌杀后,伊滕博文更坚定接过老师的接力棒,他努力解决由于文明开放与传统文化的矛盾冲突,他一手完成了日本最重要的《帝国宪法》。遗憾的是新政表面上是多党制,而实质上仍属万世一系的天皇君主制,还是为日本走上帝国扩张道路埋下祸根。日本明治维新后得以大量引进西方的制度、科学、文化等先进知识,发起教育兴国,到1910年,日本有95%的男子和90%的女子都接受过教育,很快成为当时亚洲惟一的拥有海外殖民地的国家。日本通过战争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大量赔款(特别是满清朝)和掠夺的资源流入日本,更进一步促进它的野心。

日本的“明治维新”革了幕府的命,却没有把各地的大名、武士都统统打倒。政府采取了妥协的政策,在兼顾既得利益的同时,也考虑到广大人民的利益。这也充分地体现了现代民主的理念,强调各阶级的和谐相处,因为只有如此才能迎来民主和现代化。而随后的日俄大战的胜利,更使得日本确立了它在东亚的领先地位。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日本设立了靖国神社,安放历朝为国捐躯的武士(并非只是二战战犯东条英机等几人)。神社建在一个樱花大花园中,日本每年报开樱花的时辰,是以这里几棵樱花标准树为准。成列馆大房子里有三百万为国捐躯的亡灵,其中还有2万台湾高山族人与几万朝鲜高丽人。据说日本每年有五百万人去参拜“靖国神社”。在日本普通神道教的眼里,军人都是为国捐躯的英雄,他们听从祖国的召唤,是“无罪”的。所以,日本人认为这些为国捐躯的人到了天堂就变成“神灵”,悼念哀思他们是种责任与精神,并不等于宣扬好战。在日本如果一个重要政治人物不去参拜靖国神社,他很难获得占大多数的信奉神道教日本人的支持。所以会有日本政治领袖一而再,再而三不顾冒犯邻邦的情感去参拜“靖国神社”的事发生。在日本,神的教义是召唤人民团结在神或天皇的周围,因此,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神道教、天皇和靖国神社已构成了日本“大和魂”的主要方面。是它们将日本人凝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以“集体为本位”的、强调忠勇的民族魂。在这种精神的影响下,日本成了一个有韧性和有卧薪尝胆精神的民族,在历史上一直敢于以弱抗强,以小搏大。也正是这种精神,为日本在近代迅速的崛起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动力。但这并没有使日本走向持续的繁荣昌盛。由于日本“明治维新”的实质就是中央集权和现代经济的相结合,没有民主的监督,它很快就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从而给本国人民,以至于给世界各国的人民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苦痛。日本近代的历程说明了:只改革经济、不改革政治绝不可能给国家带来任何好处,只有经济的现代化并不能给一个国家带来民主,也不能带来国家的长治久安;同样的民族精神既可以使这个民族走上毁灭的道路,也可以使它走上复兴的道路(德国同样如此),这确实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就我本人而言,非常敬佩这个民族的精神。对内团结文明,同时又不缺乏血性。日本地少人多,资源匮乏,所以每个人都很努力;对于先进的外来知识,它不排斥,且善于吸收。它的特点是变得快、变得大,但万变不离其“宗”。从模仿西方到超越西方,日本的民族精神与传统始终没有被抛弃。日本的文学、影视艺术、连书法都显现出新旧结合、东西交融的特色。日本人具有“亲自然”的情感倾向,日本人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尊敬自然、顺应自然。日本人喜欢山水庭园,因为日本人生活在四周被海包围的岛屿上,大海养育着日本民族,因此人们总想与大海同呼吸,共命运。我看到不少日本庭院,虽然设计得小巧玲珑,可又能让你有置身于大自然的感受,带给人无尽的遐想,以此来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感。“家”是日本文化的基质,社会整体结构是“家”的联合,其顶端是皇室。日本人很讲究“忠”与“孝”,日本人认为无论男女生来都负有“恩情债”,有债就需要报恩,报恩主要形式是“忠”。国民风气依旧推崇中国的孔孟之道,礼仪纲纪和忠孝仁义,上层社会甚至还在学习《论语》,供奉中国千年前的儒家老祖宗孔子的像。世人皆知的日本人的“企业精神”、“集体主义”很大程度就建立在“忠”的价值基础上。

回国途中,许多本来颇带偏见的中国人都很有感触,包括一些周游过许多国家的人,感慨地说,想不到日本人把自己家院打理得如此精致完美,环境整治得那么整洁优美,人的道德素质那么高,来了日本有点看不上欧洲了。回国后我在报上看到,不久前一些反日爱国者被拘捕处罚,我劝中国年轻人不要感情用事、不要被人利用。我们的政府是很会利用民族矛盾来转移焦点的,当你的反日行为在政府轨道上时,可说你是爱国热情,当行为过火出轨时,反过来同样可称这是扰乱社会。这种教训还少吗?我在想:作为一个大气的民族,中国人应该把爱与恨放一边,以开放心态看世界,理智客观、心平气和去看日本,先去了解日本的真相,要独立思考不要受人利用。而我还在想:如果我们中国也能尊重佛教,发扬儒家文化,同时又能努力虚心学习一切外来优秀思想,特别是基督的普世主义、普世价值,我们的国家应该也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民族,立于世界之林。古人说得好:“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服之”。日本对于我来说,依然是那样既熟悉又陌生,不过,在这份感受中,深深的敬佩已经超过了历史上留下的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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